張鼎丞“托孤”師姑田

——張鼎丞與長汀縣大同鎮師福村的一段特殊情緣

抗戰時期的張鼎丞

蘇區時期賴月華（畫像）

95歲陳洪泉老人講述往事。

■文/圖 王堅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位于汀江上游的長汀縣大同鎮師福村，扼守汀東古驛道的咽喉要沖，古稱“十里鋪”。因村境內有月華古庵，因此又俗稱“師姑田”。這里田園肥沃、物產豐富、人煙稠密。中央蘇區時期，師姑田曾經是福建軍區指揮部所在地。為免受國民黨飛機的轟炸，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也曾遷到師古田臨時辦公。

由于戰爭年代的特殊原因，原省蘇主席張鼎丞與夫人賴月華把初生的女兒張招娣，抱給師姑田的裁縫師傅陳廷良夫婦撫養。光陰荏苒，張主席“托孤”師姑田的故事，在師福村相傳至今。

張家陂住了個女書記

師福村現轄橋頭、李坑哩、大塘崗、張家陂等13個自然村，常住人口5000多人。早在1928年前后，中共長汀地下支部成員、汀東革命領導人王仰顏等人，就在師姑田秘密發動革命，成立農會、工會等組織。1929年8月，汀東地區各鄉村的農民武裝曾在師姑田的草鞋嶺整編，由王仰顏、羅化成等率領，出擊汀南，配合朱德、毛澤東率領的紅四軍轉戰閩西各地。1932年3月福建蘇維埃政府成立后，師姑田隸屬長汀縣大埔區管轄，時任大埔區委書記為省蘇主席張鼎丞的夫人賴月華。

67歲的張家陂村民鄭春水回憶：“我們村里有兩棵樹齡幾百年的大樟樹，大樹下有一個寬闊的大坪。聽老一輩說，紅軍時期，省蘇主席張鼎丞在村里辦公，經常在大樟樹下開大會。開會之前，省委、省政府的工作人員用木頭在樹下搭起臺子，臺上的棚柱上有彩色的紙花和樹葉裝飾，非常漂亮。臺下一排排長條凳，從各縣、區來的干部，就在大樹下坐著開會。張主席的夫人賴月華當時任大埔區委書記，懷孕期間住在會場邊的鄭家老屋。因為時常要提防國民黨的飛機轟炸破壞，賴月華組織群眾在100多米外的瓢崠山下，挖了一條很長的地道，遇到緊急時刻，地道里可以躲藏一二百人，那個地道至今還保留了一截。”據長汀縣涂坊公社老蘇區干部劉春榮于1976年7月的訪談回憶：1933年,福建省黨代表大會在張家陂召開,到會代表300余人。中央代表有張聞天,省代表有張鼎丞、闕繼明,長汀縣代表有方方等。劉春榮時任寧化縣中沙區委書記，作為寧化縣代表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張春水的講述與劉春榮的回憶吻合。

現年91歲的張家陂村民林五哩老婆婆思維敏捷：“我的大伯母王伯娓住在長汀城西門口，她也是蘇區婦女干部。伯母晚年聽說我嫁到張家陂，每次見到我就問，‘張家陂的大樟樹還是又高又大嗎，‘頭幫’紅軍時，我經常去那里開大會。張主席的哺娘（客家話為老婆）賴月華是區委書記，一個很能干的婦女領導干部。當年，賴月華住在村里鄭馬金玉的老屋。十月懷胎后臨產，是我親手為賴月華接生的。’伯母還記得，賴月華的女兒張招娣和我同年，都是1933年出生的。張招娣出生的那個房間，現在還是完完整整的......”老人興致勃勃在前面帶路，走進蒙塵數十年的老屋房間，打量四周的每個角落，時光瞬間凝固了。那呱呱墜地的陣陣嬰啼，仿佛從遙遠的時空隱隱傳來。

裁縫匠抱來的童養媳

1933年6月12日，在中央領導主持召開的福建省委擴大會議上，省蘇主席張鼎丞被錯誤地扣上“羅明路線”的帽子，撤消了主席職務。此后，他被調往中央機關工作。1934年8月，隨著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主力紅軍面臨戰略轉移，前途未卜的張鼎丞不得不對年幼的女兒做出安排。

家住橋頭自然村陳屋的陳洪泉老人已95歲高齡，雖然聽力有些減退，但記憶十分深刻：“我家原住在陳屋祠堂背后一座土木結構的老屋。我的父親陳廷良是一個老實巴交的鄉村裁縫，長年在鄉下幫人家做衣服，賺點微薄的工錢。母親修三嫂以務農為業。因為張家陂駐扎了省蘇政府的領導機關，本村胡屋的胡顯清在省蘇擔任裁判部長。經熟人介紹，母親農閑時，就會挑些柴火或者自家種的蔬菜到那里賣。主力紅軍長征之前，有一天夜里，張主席夫妻由本地干部陪同，秘密來到我們家，說明了來意。聽說張主席夫妻因為革命工作的原因，要把女兒送來家里撫養。盡管我已有兩個姐姐。自家生活也很困難。但父母親心想，不是遇到天大的難處，誰愿意把親生骨肉送給別人呀。就這樣，我又多了一個妹妹。”

“后來聽村里的老革命說，招娣妹到我們家是經過組織調查的，收養的家庭政治上必須絕對可靠，生活條件也要過得去。母親說，張主席夫妻來的時候，帶來了招娣的生辰字書，還帶了一塊自林藍布料。我們本地都有抱養童養媳的風俗，對外可以有說法。招娣來時不滿2周歲，我比她大5歲。家里有四個孩子，米飯等細糧有限，自家孩子更多吃的是番薯、芋頭等粗糧，招娣的飯粥必須先保證。這一點，父母親絕對不含糊。過年做新衫，也是先給招娣做。有時，母親會背著我們給招娣加小灶，做點干蒸肉、小腸湯什么的。那時候年小不懂事，我還覺得很委屈呢，常和招娣斗嘴！就這樣，一年又一年過去了。招娣和我們一起長大，情同親生兄妹。在我們家，她學會了種地砍柴、燒火做飯，樣樣都能拿得出。”

跟隨“張主席”去祭祖

往事如昨，心潮難平。聽說張招娣已不在人世，年近百歲的陳洪泉忽然陷入了長時間的沉默。許久之后，老人才接著回憶：“別人都說，當年收養招娣，我的父母親是冒著生命風險的。一旦泄密，可能招來滅頂之災。我不知道父母親當時什么心態，他們對招娣是發自內心的疼愛。招娣有一年出痘，臉上、身上長了很多膿瘡，潰爛后發臭。母親毫不嫌棄，每天用草藥湯為她清洗消炎，直到痊愈。母親愛她愛到骨子里，比親生女兒還親。其實，招娣的真實身世，我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才逐漸知曉。那時，我已21歲，招娣16歲。張主席在福建省任主要領導，上級政府陸續派人來家里走動，來的人都是干部模樣，具體身份不知道。”

“1952年，省里來人要把招娣接走，母親哭得好傷心。招娣去福州后，母親一下消瘦了很多。1953年清明節前，家里突然接到鄉里的電話，讓我下城去，在長汀縣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縣里派車把我載到永定縣（今永定區），和張鼎丞主席（時任福建省省長）見面、吃飯。次日，張主席帶著我到他的老家金砂鄉，一起給張家的祖先掃墓。在張家的祖墳前，我也以后代的身份燒香跪拜。那年我25歲，之前，有聽雙方父母商量過我和招娣的婚姻大事。招娣去福州和父親相聚后，不久回到師姑田，給我們全家帶了禮物。我記得她給了我一雙塑料涼鞋，那時是很稀罕的東西。招娣回福州工作后，又找到了意中人。之后，我們還是以兄妹相稱，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和許多革命后代一樣，張招娣經歷了戰爭年代與父母無奈離散、由群眾撫養的特殊經歷，這成為她一生難以忘懷的溫暖回憶。而汀江岸邊的蘇區軍民魚水之情，又添了一段動人的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