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春：“錫礦大王”實業報國寫傳奇

胡子春（1860—1921），名國廉，字能忠，永定下洋中川村人，清末民國時期南洋著名華僑實業家。1872年隨鄉人南渡檳城，先后在太平、拿乞、端洛等地經營礦場，大膽采用新法開礦成巨富，人稱“錫礦大王”。兩次向清政府捐贈白銀100多萬兩，被清政府封為郵傳部尚書、榮祿大夫，委任為檳城領事。支持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活動，在僑居地華僑社會中擴大了革命的影響。胡子春熱心教育及公益事業，慷慨捐輸，耗資無算。先后創辦檳城中華學校、檳城師范學校、中華女校、怡保育才中學等9所學校。擔任過檳城廣東暨汀州會館等各社團要職。新加坡永定會館成立后被推舉為名譽總理。1921年3月27日，胡子春病逝于馬來亞檳榔嶼。

華僑世家 錫礦大王

據《福建永定胡氏族譜》記載，永定下洋中川豪士窠人胡懷讓，約在嘉慶年間（1796-1820）下南洋，前往檳榔嶼（現馬來西亞檳城）從事種植胡椒等作物，并在當地成家，生下兒子胡玉池。胡玉池，名麟書，字瑞發，生于檳榔嶼峇六拜，少年時隨母親李梅娘回原籍永定中川生活，在家鄉結婚生下子榮、子春后返回檳榔嶼幫助父親種植胡椒。

胡子春，清咸豐十年（1860）7月30日出生于下洋中川豪士窠。胡子春在孩提時期，即由祖母撫養。祖母李梅娘雖然目不識丁，生活拮據，卻非常重視對子春的教育，將他送到中川胡氏族塾。后因家庭實在困難，只好輟學回家開荒種地。同治十一年（1872）因為家貧，告別祖母跟隨家鄉“水客”胡茍壽下南洋投靠親人。當胡子春歷盡千辛萬苦到檳榔嶼時，得知祖父胡懷讓和父親胡玉池已經去世，已經在檳榔嶼站穩了腳跟的姑母給了他雪中送炭般的幫助。他先是在華人商店里當學徒，“寄食姑母家，入私塾”。16歲至商行幫傭，因為薪資微薄，便去職改學“行巴”（俗語，勘察礦苗）。18歲時獲華人巨富、甲必丹鄭景貴夫人胡氏賞識，認作侄子，協助管理業務，并將夫家侄女鄭繡蓮許配給他為妻。

胡子春婚后進入同鄉族叔創辦的礦場工作。他做事刻苦認真，對勘探錫苗獨具慧眼。他發現在檳榔嶼和吡叻各地，經營墾殖業和經營礦山最為賺錢，特別是檳榔嶼、天定曼絨紅土坎等海港來往繁忙的礦砂船，讓他看到了商機。數年積累經驗和資金后，先在霹靂太平試辦礦務，后在拿乞創辦永豐行、永益和錫米行，其后又在端洛（tronoh）收購一座廢礦場。為了提高勞動效率，降低移動泥皮（即礦地上層沒有錫礦的泥土）和提煉錫礦砂的巨大勞力浪費，胡子春從歐洲引進先進機械設備，充分利用機械和水力進行采掘，還創新實行礦井采礦法和露天采礦法，極大地提高采礦效率。創辦冶煉廠，將錫礦石就地煉成錫材。同時發展礦區交通，修筑公路，鋪設簡易鐵路，加快礦山開采、運輸進程，提高經濟效益。除端洛礦場外，胡子春還在馬來亞的雪蘭莪雙溪美西（Sungai Besi）、怡保、玻璃市加基武吉里錫礦，暹羅通扣（今泰國普吉）等地擁有錫礦場，成為巨富，手下礦工萬余人，西方人稱他為“錫礦大王”。鼎盛時期，他創辦的與礦業相關的企業有30多家。怡保、檳城等地由此興起錫礦開采、運輸、冶煉、錫器加工等一系列新興產業，經濟日趨繁榮。胡子春的族人、下洋人一波又一波南渡怡保、檳城，馬來亞多地因此成為下洋僑民的聚居地。1906年，清政府官員劉士驤南洋視學時，參觀胡子春創辦的端洛、金寶及拿乞的礦場，對其規模龐大的礦山及先進的采錫設備非常贊嘆，大開眼界，認為“端洛錫礦，論者至以為環球第一營業之大”。

胡子春新法采礦的首創引起各界的重視，被大力宣傳、效仿。雪蘭莪參政司參觀他的礦場設施以后，認為他的做法為馬來亞經濟繁榮作出突出貢獻，大肆宣傳、推廣他的經驗。胡子春多次被冠以“錫礦大王”的頭銜出現在報紙上，英文報紙對其進行專訪。英國駐南洋參政大臣白席氏因胡子春有功于馬來亞的繁榮，封他為“太平局紳”，英王封他為礦務大臣。英國殖民當局還特賜其優待證書，注有“無論到南洋何處游歷，均應給予優惠接待”字樣，胡子春乘坐馬來亞火車還享受免費待遇。其后，將霹靂州怡保的一條街命名為“胡子春街”（Jalan Foo Choo Choon），以表彰其對當地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在經營礦業的同時，胡子春大力發展種植業。他在拿合買下數千英畝山地種植橡膠，還在檳城阿依淡壟尾地區購買數百公頃土地種植丁香、豆蔻等，并命名為“春園”。

為國捐輸 支持革命

胡子春生于清末。其時，西方列強憑著洋槍洋炮恣意蹂躪中國，清朝政府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有如日薄西山，氣息奄奄。胡子春少年漂泊異邦，飽受祖國貧弱的苦難，無時不以國家民族安危為念，試圖以捐資投資的方式以拯救積貧積弱、內憂外患的祖國，多次捐巨資給清廷，他也因此不斷通過清政府的賜封獲得官銜與爵位。1900年，他報捐同知銜。1905年在馬來亞提倡“國民捐”，首獻萬金，以接濟清政府的新舊賠款，結果獲得清政府的金鑄獎牌。當兩廣總督岑春煊赴南洋宣慰僑胞時，胡子春向清政府捐獻建設資金白銀50萬兩，被清政府賜封為“郵傳部尚書”。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胡子春回國奔喪后，赴北京覲見慈禧太后，又捐獻白銀50萬兩。

在清政府官員的延攬下，胡子春先后投資白銀數十萬兩，參與開辦粵漢、滬杭、漳廈三條鐵路，被清政府賜封為“榮祿大夫”，他引以為榮，將在家鄉興建的土樓取名“榮祿第”。1906年秋，清廷委派陳寶琛總理福建鐵路事務，赴南洋各地向華僑募股籌資，建設漳廈鐵路。陳寶琛對胡子春評價，“此人自認二十萬，代招二十萬，不能不先結之以為助”。胡子春成為漳廈鐵路最大的認股者。1908年，清政府農工商部右侍郎楊士琦赴南洋視察招募華僑資本，胡子春聯合霹靂州其他富商合伙投資，斥巨資在福建安溪、廈門、廣東番禺、海南等地籌辦礦務與修筑鐵路。根據考察情況，胡子春提出“一綱十目”（一綱：開銀行，十目：曰筑馬路、廣種植、清荒地、興礦業、講畜牧、重漁業、設輪船、長森林、興鹽務、開商埠）的創興瓊崖地利辦法，得到清政府農工商部的認可。清政府賜封胡子春為三品京堂太仆寺正卿、三品花翎頂戴鹽運使。光緒三十四年（1908），胡子春在三亞港附近建筑大鹽田，直接引海水曬鹽，并創建僑豐公司進行運銷。后被推薦為開辟瓊崖督辦，獲得瓊崖礦權開發專利。胡子春聯合區慕頤等人在儋縣成立僑興公司，引種橡膠4000多株，為中國橡膠業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據統計，胡子春在國內各項實業的投資總額達843萬元叻幣（叻，lè。馬來西亞、新加坡與文萊在英國殖民時期，由英殖民地政府所發行的貨幣），是晚清時期在中國國內投資最多的華僑。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以后，他陸續了解到清政府殘民賣國、腐敗無能，對清政府越來越失望。加上受到孫中山在南洋所進行的革命活動影響，他與清政府日益疏遠，轉而積極支持革命，屢次以巨款資助孫中山。廣州黃花崗起義時，胡子春委托好友王紹經（永定高陂人、光緒二十三年舉人，因無意仕途，南渡馬來亞經商并從事教育，與胡子春結為知交）代與孫中山見面，并捐贈巨額資金支持。武昌起義前，他捐資籌集到一批槍支彈藥，由王紹經親自運回國內支持革命。并支持同鄉胡建揚等回國參加閩西的光復斗爭。在胡子春的支持下，胡建揚率領的光復軍順利光復廣東大埔及閩西永定、上杭、長汀，胡建揚因此被稱為“辛亥革命時光復閩西第一人”。胡子春不僅自己帶頭，還吁請廣大華僑慷慨解囊，在經濟上大力支持革命。武昌起義后，他立即剪掉辮子，對革命黨人在南洋的募捐活動表現得非常熱情和支持，捐獻巨資支持新生的革命政權，在南洋華僑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民國版《永定縣志》記載：“（胡子春）辛亥鼎革，奔走最力，協助民黨餉款甚巨，功成不居”。

慈善公益 譽滿中外

甲午戰爭戰敗后，胡子春目睹西方列強瓜分中國，深感國勢日頹，認為“非學不足以圖存”，他常對人說：“當今之世，中國非發展教育、昌明科學，無以振興。”對興辦教育提高國民素質十分熱衷。1901年，聯合檳榔嶼鄭景貴等僑領倡辦“崇文社”，推動“敬惜字紙”運動，設立義塾，免費供華僑子弟入學。1906年始，他出任檳榔嶼中華學堂正監督、檳榔嶼勸學所總董等職，捐資30余萬兩白銀，委托王紹經在南洋各埠創辦了6所華僑學校，創辦中華學堂附設師范傳習所、壩羅女學堂、崇華學堂等。由他在檳城創辦的中華女學，開啟了南洋華僑女子教育的先河。

廢除科舉制后，胡子春首先在家鄉掀起興辦新學風。1906年胡子春回國時，在家鄉中川捐資創辦磜角書院（后改為培紅小學）、猶興學校和湖坑小學、金豐中學。中川猶興學堂，課程設置超前，吸引了永定金豐和廣東大埔數百名學生就讀，是當時遠近聞名的新式學校。1913年，胡子春捐資支持王紹經在永定縣城創辦第一所中等學校——師范講習所和勸學所，為家鄉培養了大量人才。

胡子春熱心社會慈善公益，在華僑社會中德高望重，擔任社團職務眾多，連任霹靂民政院議員和參事局參事十余年。1908年，他不顧大煙商的威逼利誘，毅然發起戒煙運動，成立“振武善社”，宣傳吸煙毒害，勸導戒煙，免費贈送戒煙藥水。一時，馬來各州華僑紛紛響應，形成風靡馬來亞的聲勢浩大的戒煙運動。

胡子春曠達好客，樂于助人，無論貧富貴賤都樂于結交。他對慕名前來投靠的困難同鄉，不僅免費提供食宿，還每月發給數元零用錢；若是有才學或者一技之長，則安排到自家企業工作，或者介紹到其他華僑創辦的企業工作。同鄉中得到他幫助而成長為后起之秀者甚多，時人稱他為南洋的“孟嘗君”。

胡子春父母早喪，與祖母相依為命，感情至為深厚。他下南洋時就暗下決心發跡后一定要在家鄉蓋大房子，讓祖母過上好生活。他事業有成后，寄錢回家蓋起了占地1200多平方米的中西合璧的“榮祿第”。1906年祖母去世，他歷盡艱辛回家奔喪，赴京晉見慈禧太后。雖然最終因為事業牽絆沒有實現“葉落歸根”，但“榮祿第”成了他在家鄉引以為榮的佳傳。

（執筆：中央蘇區（閩西）歷史博物館 游京紅 中共龍巖市永定區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陳志霞 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