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部熱播電視劇《那年花開月正圓》引起了人們對明清時期各大商幫的關注，一時間，徽商、秦商、粵商等中國十大商幫的傳奇歷史再次被炒熱，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討論話題。

　　由于對外通商以及中國緩慢地邁開近現代步伐，粵商伴隨著近代廣東商品流通的擴大、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在這其中，就有來自梅州的客商的身影。

　　

客商，廣東“四大商幫”之一，以特有的“儒商”氣質、崇民務實的經營之道聞名。從羅芳伯、姚德勝、張弼士，到今天的曾憲梓、田家炳、梁亮勝等，都是杰出客商的代表。在這些商人經商的過程中，需要信用的憑證——印章，這也是他們留給后人最好的見證。一枚枚精致的印章，是客商對誠信經營的堅守。

　　客商抱團發展、仕商相濟

　　“這些商印就是海內外客商在明清時期至近代所用的商印，包括店鋪號印、商業廣告印、商用裝飾印等，一枚枚商印見證了百年客商的發展歷史。”在梅州市僑批檔案館，展示著一批特別的藏品——客商商印，館長魏金華正在給參觀者認真講解。

　　透過玻璃罩，可以看到一枚枚精致小巧的印章被分門別類地擺放在一起，這些印章形狀各異，有圓形、三角形、方形等，細看內容，刻滿了文字或花紋或圖案。刻著文字的一般是店鋪名號，如“長年堂”“李云記”等，“這些店鋪名號印章中，有不少是有多國文字，這說明這個店家的生意跨國了。”魏金華說，而刻有花紋或圖案的印章則一般是廣告印章。

　　在梅州市僑批檔案館收藏的這批商印為明清時期至近代。

　　手持這些商印的商人在以前，大多以團體的形式出現。

　　“士農工商”，在以前，商人地位較低，往往都是抱團發展，由此產生了“商幫”這一獨特的社會現象，它是長期“重農抑商”統治體制下形成的畸形商人集團。“商幫”或以業務關系結成，或以地域劃分，比如從事長途販運、流動于江河湖海者結成“船糧幫”；用車載馬馱者結成“車幫”“馬幫”等；城市里的商人一般按地域結幫，如“潮幫”“福建幫”“川幫”等。

　　“商幫”中的商賈聯系緊密，在艱難的環境中謀生存，既和官府周旋，又和外幫相爭。明清以后，“商幫”以地域幫最有影響，明清至民國初期，縱橫中國商界的有著名的十大“商幫”，即廣東粵商、山西晉商、安徽徽商、陜西、福建閩商、江西贛商、江蘇蘇商、浙江浙商、山東魯商等。

　　作為廣東四大商幫之一的客家商幫，在明清時期就已漂洋過海到世界許多國家經商。1840年以后，客商足跡逐漸遍布全球，并且誕生了不少佼佼者，張弼士便是杰出的客商代表，他下南洋辦實業、搞航運、開鐵路，創立了歷經百年不衰的“張裕葡萄酒”著名品牌。在魏金華看來，談起客商，就離不開客僑，“在客商當中，絕大部分都是華僑，客商在近現代的歷史也幾乎是客僑的歷史”。

　　“學而優則仕”是客家人深入骨髓的傳統觀念，因此，從商并不是大多數人的第一選擇，而是無奈之選，哪怕從商了，日后有機會也是要“以商入仕”，這是客商有別于其他商幫的明顯特點。

　　張弼士初到南洋時，曾發過這樣的感慨：“大丈夫不能以文學致身通顯揚名顯親，亦當破萬里浪，建樹遐方，創興實業，為外國華僑生色，為祖國人種增輝”。說明在他的觀念里，走上仕途是他的愿望，而后來他也如愿“仕”“商”相濟，成為面見慈禧太后時享有免跪特權的“紅頂商人”，清政府賜予一品頂戴。

　　商印材質、形狀、種類繁多

　　客商在形成發展的過程中遺存了眾多文物，其中比較能代表客商文化精髓的就是客商用印。在梅州市僑批檔案館收藏的商印中，有不同的材質、不同的用途、不同的形狀，各式各樣，每一枚都能代表了使用者對客戶的誠信諾言。

　　“所謂‘商印’，指的是客籍商人經營商業活動使用的印版、印章的實物遺存。”梅縣區博物館副研究館員朱迪光介紹說，商印流傳有上千年的歷史，從明清時期至近代達到了鼎盛階段，它是研究客家近代城市史、商業史、印學史的重要文物。

　　據魏金華介紹，商印材質繁雜，主要有：銅質印，有青銅、黃銅之分，一般是銅合金，性較穩定，以鑄印法和鑿印法制作而成，印文皆端凝穩厚，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玉質印——玉質質地堅實致密，分硬玉、軟玉兩種，以玉材治印，印文挺拔剛健，別具韻味。

　　“商家普遍還是選用牛角刻印，牛角分水牛、黃牛兩種，水牛角為灰白色，黃牛角為黑色。性如象牙，但日久易變形，易為蟲蛀蝕；木質印指以樹木為商印材料者，傳統木印有黃楊木、紫檀木、紅木、梨木、烏木等。”魏金華說，石質商印品種為最多，石材中以壽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巴林石為多，明、清以來舉世聞名。

　　由于商業用印在商戶的日常經營中使用頻率高，易造成損壞，而且商戶多選用木質、角質、石質等材質作為商印材料，而木易腐、角易蛀、石易碎，因此，商印留存越來越少。“這就是我們收藏展覽這些商印的重要原因，希望更多人關注客商發展史。”魏金華說。

　　商印除了材質繁多外，種類也包羅萬象，包括了店鋪號印、商業廣告印、商用告示印、商用裝飾印、地名印、水客僑批印、商號名稱印、模具印、人名印、外文文字印等。這些商印在商務活動中作為信用憑證，具體表達商鋪類別、商業活動特點，展示商業形象、強化商品標識、追求廣告效果。

　　在兩個商業廣告印里可以看到，分別雕刻著“男女老幼奇難怪癥”“百草丹膏丸”這幾個醒目的大字，這是梅縣客商陳龍標藥鋪的醫藥廣告印版，從這兩塊廣告印版的材質、形制、雕工、字體、包漿及印版內容上綜合分析，應為清代晚期作品。

　　“從這個印的內容可以看出，陳龍標醫寓醫治范圍廣泛，概括了男女老幼、四季疾病，重輕病癥等，有點神乎其神，突顯了梅縣當時在醫藥行業中的激烈競爭和各家店鋪老板的競爭手段。”魏金華說，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梅縣商業的發展史，而且每一方商印的背后，都隱藏著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對于了解商家的生平、經營道路、愛家、愛國的思想這是第一手資料，且濃縮了中國傳統文化哲學的精華，攜帶著豐富的文化信息、人文歷史、彌足珍貴。

　　為商業史、民俗學研究提供依據

　　商印中蘊含了豐富的社會發展歷史，是見證當地的商業史、家族變遷史、民俗民風史和雕刻藝術史等的實物載體。

　　“這些商印在商務活動中作為信用憑證，具體表達商鋪類別、商業活動的特點，展示商業形象，強化商品標識，作為體現這些功能的實物，它的歷史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朱迪光說。

　　明末清初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廣東沿海地區商賈云集、店鋪林立，商業開始崛起，鮮明反映了沿海地區演繹的海洋商業文明史。從此以后，隨著世界列強入侵、滲透，自然經濟開始分化瓦解，商業在客籍地迅速發展。

　　“潮鹽大量駁運到梅州興寧，以興城鹽鋪街為中轉站，轉銷到粵北各地和贛南13縣，年銷量已達250萬噸。”魏金華表示，到清末民初客籍商業貿易集市日趨完善。據記載：民國初期梅縣有36堡、30個圩鎮和小市，梅城有店鋪1000多間，每逢圩日，市面繁榮熱鬧非凡，主要經營服飾、布料、紡織品、日用百貨、五金、文化用品、肉類、食品餐飲、錢莊、古玩、典當等，促進了地方經濟的不斷發展，“現存的一些客商商印，不少就是那時遺留下來的實物，它為我們了解、研究客商商業情況提供了實物憑據。”

　　在魏金華收藏的商印中，有不少來自客僑的印章，這些印章里蘊含的民俗文化也是極為豐富的。“在研究僑批封時信封正面，都有‘對角’印章，一般位置在僑批封正面右上角和左下角，內容有如意、吉祥、吉星、福星等，這就為民俗文化學研究提供了實物依據。”

　　在“印學”方面，商印也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印章稱謂很多，在同一型印章、內容不同的“套印”，只能在商印中出現。在梅州市僑批檔案館內，梅州客商商戶清代早期使用的商業“套印”共有33枚，外形均為書卷形，印文內容各不相同。“商印以實物的形式填補了印章‘套印’稱謂的一個空白。”魏金華說。

　　商印不僅具有史學研究價值，也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因為它集書法、篆刻等特點。

　　九疊篆，是一種非常特別的篆書，原本是一種流行于宋代的“國朝官印”字體，主要用于印章鐫刻，其筆畫折疊堆曲，均勻對稱。在梅州市僑批檔案館內有這樣一枚九疊篆商印，該商印選用木質雕刻，仔細欣賞它的每一筆畫的折疊處都是90度角，“寶”字是上下結構的字，采用九疊篆時，將寶蓋頭大膽夸張，兩邊筆畫大幅度下拉，“寶”字就呈全包圍狀了，再將“玉”字作六疊之拐，“寶”字顯得飽滿方正。

　　“可見刻印人深知漢字的筆畫布局特點，構思時注重折疊筆畫恰到好處，保持筆畫間距的相等，靈活地對筆畫簡略的字適度變形，修框平不規則筆畫的走勢，強調整體效果的和諧，讓人看后賞心悅目。”魏金華醉心于研究這些收藏，在他看來，這個印章既可用于商業事務，又不失為一種難得的工藝作品。

　　商業用印，種類繁多，印面雕刻各不相同，每一個印章、印版都宛如一個精美的藝術品。雕者創新的設計、巧妙的構思、刀法細膩、線條黑白互補充分體現了審美情趣，使人產生美的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