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后二十幾年，無論對世界還是對中國自身，都稱得上是一個風云激蕩的大時代，正如這個世紀波瀾壯闊的前半葉，是一個翻天◇地的大時代一樣。不同的只是，前半個世紀的中國，是革舊世界的命，擺脫封建和殖民的積弱，建立一個現代的、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而1970年代后期的中國，則是自我革命，面對社會主義實踐自身的問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回歸初心。

翻天覆地的革命是血與火的考驗，體現著堅韌不拔意志和拋頭顱灑熱血的犧牲精神;而正視自身發展中的問題的自我修正，則是認識與反思、自我修復能力的見證。它們都需要思想與行動的能力，但撥亂反正的時代對知與行的合一，顯然有著更高的要求。

在中國這個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大時代，毫無疑問，張勝友是一個弄潮兒，一個充滿時代激情的大時代的闡述者。無論是他1980年代具有廣泛影響的新聞通訊、報告文學作品《文藝體制改革的先行者》、《一包就靈》、《命運狂想曲》、《世界大串連》、《擎起達摩克利斯劍》等，還是1990年代直至新世紀，簡直稱得上家喻戶曉的電影、電視政論片《十年潮》、《歷史的抉擇——小平南巡》、《讓浦東告訴世界》、《風帆起珠江》、《閩商》、《百年潮·中國夢》等解說詞，都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歷史行程的生動講述。在這些作品中，張勝友不僅為人們提供了許多生動典型的歷史細節，而且以充滿激情與詩意的政論風格，體現了大國家、大時代、大變革的精神風貌。

張勝友緊貼時代的脈搏，讓文學這一傳統的形式，借助電視、網絡等新興媒介，實現了新的騰飛。他的作品不僅走進了千家萬戶，獲得社會的廣泛關注，同時也獲得專家學者的好評，算得上是當代主流文學中最成功的作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張勝友的成功，不只是思想與語言領域中激揚文字的成功，而同時也是自身改革理念、勇于開拓變革上的成功。他不僅通過闡發現實社會中改革開放的典型事例去推進中國社會變革的歷史進程，而且自身也是躬行體制改革的“吃螃蟹的人”。其中最著名的事例就是他分別出任光明日報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社長，把“吃皇糧”、旱澇保收的事業單位，變成了既產出高質量精神產品又有良好經濟效益的文化企業，從而開創了當代中國出版業體制改革的先河。

不只是一個用語言表達夢想的作家，也是以行動改變現實的實干家;不只用語言想象與闡述時代，同時也用切實的行動投身于偉大的社會變革實踐，這是張勝友不同于同時代其他中國作家最重要的特點。在綿延幾千年的文學傳統中，大多數文人墨客都不是一個行動能力強的人，所謂手無縛雞之力，只能紙上談兵。即使在現代社會，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也尖銳提出過知識分子思想與行動脫節的普遍問題，認為“我們的優點正是我們的弱點”，只會憑良心說話，卻對嚴重的社會問題無能為力。因此，像張勝友這樣知行合一，在語言想象與社會踐行兩個領域都能建功立業的人，特別難能可貴。

張勝友在寫作與實業兩方面取得的成就，既體現了張勝友的才華、卓見和膽識，也體現了現代知識分子建功立業方式的嶄新實踐。我們不僅要深入研究張勝友的文學成就，也要關注他取得成功的現實啟示。

就最直觀的表象上看，張勝友用報告、政論影像作品在我們時代建功立業，并在出版業干出大事業，是因為遇上了改革開放的大時代。然而，時代的陽光公允地照射每一片土地、每一株花木，廣袤土地上的花木卻不見得都能長成大材。更何況，人與時代的關系，不是施予與接受的關系，而是一種互動關系。因此，俄國革命一個重要的思想家普列漢諾夫在分析時代與個人關系時，認為不應過分強調時代的因素而忽略個人的特殊性，因為時代給個人提供了舞臺，而個人也會反作用于時代。杰出人物與時代的相互影響關系，從根本上看，是個人才能與時代的契合關系。普列漢諾夫提出:“為了使一個擁有某種才能的人能運用他的這種才能來對事變進程發生重大影響，需要兩個條件:第一，他所具備的才能應比別人所具備的才能更適合當時社會的需要;如果拿破侖所具備的不是那種軍事才能，而是貝多芬那樣的音樂才能，那他當然就會做不成皇帝。第二，當時社會制度不應阻礙具備恰恰當時需要并于當時有益的特性的那個人物施展其能力。”(《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2卷第336頁)

無可置疑，20世紀后期中國社會的歷史轉折，給張勝友提供了一個施展才能、抱負的大舞臺，讓張勝友從一個小裁縫變成了著名作家和文化企業的改革家。但張勝友之所以不像大多數同代人那樣在被動適應時代中沉浮，而是能夠主動自覺地參與歷史變革的進程，在時代變遷中華麗轉身，從一個落泊的回鄉知青到一個著名大學的“老生”，再到《光明日報》的著名記者，最后成為作家出版社的掌門人和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卻是他個人的才能與品格在起作用。

《我的財富是經歷》是一篇令人難忘的自敘傳，其中有兩個細節非常值得注意:一是他學裁縫時不循規蹈矩遵從三年出師的潛規則，半年時間就獨立門戶;二是他剛分配到《光明日報》文藝部當記者時，單槍匹馬赴冰天雪地沈陽采訪，寫出了讓人刮目相看的長篇通訊。這里兩個細節都說明張勝友有超越常人的才能，但更重要的，是他有開拓創新的精神和吃苦耐勞的品格。正是由于這種精神品格，別人不敢做、做不到的事，張勝友可以而且能夠做到。

如果說，開拓精神和堅韌品格是張勝友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的話，第二個成功的因素，就是張勝友有大處著眼又小處入手的處理問題的能力。無論寫作和從事實業，張勝友都能胸懷大局，著眼社會發展的重要現實問題，對發展趨勢有著驚人的敏感，因此，無論在哪個行業，他都能開風氣之先。這雖然與他早年在大報從事的記者職業或許不無關系，但他從不孤立地看待問題，凡事都有全局的眼光和視野，卻體現著一個做大事的人的胸襟。可貴之處還在于，張勝友做大事，寫大社會、大題材、大主題，從來就具體入微，十分注意角度、方法和技巧，因而不失文學的意義和魅力。這是他的許多作品被作為范文收入教材的根本原因。張勝友有一篇題為《記憶》的回憶少年生活的散文，雖然沒有收入教材，但他處理題材的才華同樣令人難忘。這篇散文把一個不堪回首的時代生活凝聚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細瘦”的情景中，就像把所有愛恨情仇凝聚在一根針的針尖上一樣:“每逢周六下午，我和弟弟便攜手沿著這伸入田疇的青石小路走去。我們的手都像蘆葦稈子那般細瘦，我們的腿也像蘆葦稈子那般細瘦，連我們的身子也都像蘆葦稈子那般細瘦。我們攜著細瘦的手，邁著細瘦的腿，晃悠著細瘦的身子，蹣跚地漸次漸遠地走向村口，去迎候將歸尚未歸的父親。”

這篇《記憶》以及被選入高考作文參考教材的散文《父親》，寫的是銘心刻骨的個人記憶，但它們同樣有著鮮明的時代印記，是作者唱給漸行漸遠的時代和逝去親人的挽歌。由于寫的是難以忘懷的個人情感和經歷，它不僅更為情真意切，而且無意間彰顯了張勝友獲得成功的第三種因素:少年和青年時代的不遇是他認同與獻身改革開放時代的最大動力。張勝友青少年時代的艱難境遇和他后來的成功，印證了愛瑞克森一項關于少年厄運如何影響人生的研究成果:不能籠統認為少年的苦難都是成長的財富，它也可能作為消極的因素形成“自我的迷惘”，要使苦難轉化為人生的正能量，“必須找到一種獨特方式，使他能以此來重演過去，并在適當的時候，通過適當的媒介，在盡可能大的規模上創造新的未來。”(《歷史與生活歷史》，第453頁)不難看出，苦難讓人懂得了熱愛與珍惜，而熱愛與珍惜，驅使他去追求和改變，而苦難中磨煉的個人精神品格成了他不斷前進的保障。

時代的桂冠是給時代的知音和有準備的人準備的!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學者，武平縣武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