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砂鄉五坑村的沿河路，可以看見一塊石碑，上面刻著愛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觀》，內容如下：我們這些總有一死的人的命運是多么奇特呀！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都只作一個短暫的逗留；目的何在，卻無所知，盡管有時自以為對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從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為別人而生存的——首先是為那樣一些人，他們的喜悅和健康關系著我們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為許多我們所不認識的人，他們的命運通過同情的紐帶同我們密切結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靠別人的勞動，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的東西。我強烈地向往著簡樸的生活，我認為階級的區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憑借的是以暴力為根據。我也相信，簡單淳樸的生活，無論在身體上還是在精神上，對每個人都是有益的。

有記者好奇：為什么這么偏僻的小山村刻了這樣的石碑？于是，記者找到了村支黨支部賴善蘭書記問個究竟。他回答說，文章并不深奧，村民都看得懂。愛因斯坦在文章中說“人是為別人而生存的”，和毛主席倡導的“為人民服務”是同樣的道理，村兩委把“我的世界觀”刻在石碑上，就是要求黨員干部學習這種“為別人而生存”的精神，兢兢業業，帶領廣大村民奔小康。在五坑村，你可以看到到處是欣欣向榮的景象，你充分體會到村黨支部賴善蘭書記的“建設美好新五坑”的理念，就是他---一個普通的農村黨支部書記，十余年來扎扎實實、嘔心瀝血帶領全村男女老少建設美麗的新五坑。

在五坑村的沿河路，長著一排郁郁蔥蔥的香樟樹，每棵胸徑都超過30厘米以上。賴善蘭書記自豪地說：“有誰能夠想到十多年前，我用摩托車載回來一把拇指粗的香樟樹苗，而今卻長得這么大了。”真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啊。

在村部門口的左側的玻璃窗里，貼著兩篇醒目的文章。

第一篇是《苦難是真正的財富》：在一次丘吉爾組織的聚會上，眾多風云人物在高談闊論，其中也包括著名的汽車大亨約翰·艾頓。艾頓向大家回憶起他年輕時的經歷——出生在一個偏遠小山村，父母早逝，是姐姐幫人洗衣服、干家務，辛苦掙錢養活他的。姐姐出嫁后，姐夫將他掃地出門，他只好厚著臉皮到舅舅家，舅媽對他相當刻薄，規定每天只能吃一頓飯，還得收拾馬廄、涮馬、剪草坪……剛參加工作時，他無錢租房子，有兩年多時間都是躲在郊外一處廢舊的倉庫里睡覺……

約翰·艾頓的回憶讓現場所有的人肅然起敬。丘吉爾驚訝地問：“以前你怎么從來不講這些?”艾頓回答：“正在受苦或正在擺脫苦難的人是沒有權利訴苦的。”這位曾經在生活中失意、痛苦、掙扎了很久，通過不懈奮斗終于成為了成績卓著的汽車商說：“年輕人的苦難變成財富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你最終戰勝了苦難并遠離苦難。只有在這時，苦難才是你值得自豪的人生財富，別人聽著你的苦難時，才覺得你意志堅強，對你由衷敬重；如果你還在苦難之中或沒有擺脫苦難的糾纏，你最好什么都不要說，你一說，在別人聽來，無異子就是請求廉價的憐憫甚至乞討。如果你還說你正在享受苦難并從中鍛煉了品質，學會了堅韌……別人只會覺得你是在自欺欺人，瞎吹！”艾頓的一席話，使丘吉爾大為折服，當天晚上立即將他曾經奉為座右銘“熱愛苦難

吧，苦難是財富”的人生信條修改為：“苦難和挫折，是財富還是屈辱?當你戰勝了它們時，它們就是你的財富；可當它們戰勝了你時，它們就是你的屈辱。”

第二篇文章是《施舍是一種公共義務》：猶太人是非常重視施舍的，猶太民族是十一個善于施舍的民族，他們并不把施舍當做一種“行善積德”，而認為這是在履行一種“公共義務”。地主們在收割時，常常留下一定量的莊稼讓窮人來拿。在收獲季節掉在地上的幾捆小麥，或幾堆玉米屬于窮人，而長在地邊上的莊稼也屬于窮人。這樣，農民們并沒有把落穗親手遞給窮人，那些窮人只是拿了被認為屬于他們的東西。

在五坑村，到處體現一種五坑文化。在這里，你還可以感受到廉政文化的熏陶，你還可以看到“夕陽紅樂隊”活躍在村頭村尾、田間地頭，他們用歌聲盡情歌唱美好的生活，歌唱黨和政府領導他們建設美好家園。

“團結、鼓勁、務實、奮進，”這就是五坑精神，是賴善蘭書記多年精心經營的一種理念。這種理念不僅教育人們如何崇文重教，還教育人們如何做人、如何經營人生。

如今，五坑村在賴善蘭書記的帶領下，努力踐行“兩學一做”，弘揚蘇區干部優良作風，倍加努力，建設秀美的新五坑。